胜是定生死，不是决输赢

今年以来，公司“升级”了竞争文化，至2.0，将“比学赶帮超”升级为“比学赶帮胜”。不知是哪位领导做了如此精妙的升级，请允许我用身边的例子稍作解读。

标题是一位内部高管的推送文章标题，我一字不落地取了过来。他的解读是：胜代表优胜劣汰，也就是竞争不是为了输赢、绩效高低，而是为了把落后的人淘汰。你绩效高还不够，得把人从公司淘汰出去，这才是竞争完全了。

确实，在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上面下发了2个“不胜任”名额——这是一种委婉的说辞。如果有哪位“幸运”地争取到了这个名额两次，那么一年的年终奖、加薪、升职也就没有机会了，因为确实被“定了生死”，他被淘汰了。一季度的不胜任给了一位本就即将离职的同事（这是一种共识，“死人”不会说话），以及另一位因工作失误导致品质事故的同事。后面的这位同事性格比较平和，没有过多争论，毕竟部门有明文规定，出了品质事故是要处罚的，而且只有下限没有上限。但是部门有30多人，按照下发的指标，一个季度至少有两位同事会不胜任工作，第二季度，谁会拿到呢？

带着疑问，或者说惶恐，大家都继续工作。大家的工作重点不再是“新功能”“优化”，而是“别犯错误”，因为犯错很可能就会成为幸运儿。周围的同事很多都已经成家，不仅要养儿育女，还得还房贷；按照社会主流的“35岁”理论，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机会。所以他们对这种“竞争”不能，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

在制造业中从事IT工作，本就不是什么美差事，这下还弄这出，着实令人不解。公司之前给人的印象就是，工作强度不大，工资不高，有些“躺平”的意味，也因此被大家戏称为“国企/公务员”。然而，行业的内卷程度在这两年被带到了一个不属于它的高度，被一家“You Know Who”的公司搅得乌烟瘴气，不应该叫他鲶鱼，应该叫他老鼠屎。制造业本就利润低，如果偏要把互联网的一套理念带进来，水土不服不能说是板上钉钉，也能说是大概率事件。更何况对于如此大体量的一家公司来说，有很多老员工，过了比较久的“安逸”日子，现在让他们和年轻的同事卷，卷加班时长（努力值），别说心理能否承受了，身体吃得消吗？

不过我认为公司已经下了狠心，毕竟把“You Know Who”的高管挖过来了，重点负责人力资源和研发制度改革。明眼人都知道，想把“You Know Who”的先进管理制度学过来，提升人效，让人活动起来，而不是“躺平”。公司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我是不太认同的。我的出发点是很简单的：户口本上是有其他人的。让一个40岁的同事天天在公司干到9点、10点，没时间陪家人，错过了孩子的一段人生，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就算足够“努力”了，但是仍可能被淘汰，仅仅是因为年龄不算是“主力军”，已经“没潜力”。把身体卷出毛病，把工作卷没了，人财两空，这是我认为接下来会发生在一部分同事身上的情况。

除了把“没潜力”，但是可能是骨干的老员工卷走外，公司是否还得考虑，如何补充人才？虽然想法不错：淘汰了“不胜任”的，招“胜任”的，不就是一举两得，赢中赢吗？但是此时，需要问自己一句：招胜任的人，你有这个实力吗？倒不是说公司的知名度不够，而是大家得知了这种优秀的淘汰机制，加上制造业的普遍低一些的工资，真的会有哪位“有识之士”选择吗？按照这种淘汰的节奏，“潜力股”在被发掘之前，很可能因为还没有受到正确培养就被淘汰了，因为目前没看到培养、评价机制，而是淘汰先行，短期内确实可以达成“降本增效”的目标，但是长期并不会有正向收益。

当然了，我的看法不会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也认为，此次内部的改革一定是背水一战，如果此战不成，那么近些年的高速发展，招贤纳士获得的骨干和潜力股，都将会逐渐流失。打心底我不愿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万一他成了呢（把“You Know Who”的待遇也引进）？

我可能更该担心我能不能撑到那一天……

The Fall

It was indeed a crazy night. By saying crazy, I do not mean that this nigh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rill, or excitement, but pure pressure.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since I joined this company, is finally reaching its final stage to mass production, and it’s at this very particular point, things happen. For example, the manager of the sales company and the brand came to experience this car model’s features, before it is delivered to the customers, to make sure that the buyers will not have bad impressions, since this car model will be the second, or third, model this brand ever manufatured. This product, please allow me to say it this way, because what I did was to help build the Android application that will be installed on the IVI system in this car, which will provide gaming features, and other engineers are in charge of the designing of mechanic structures for gaming. Different roles, same goal, which is to make sure it can be delivered to customers safely, providing them with wonderful, distinctive features.

To me, this product is my first, because I do not have any experience in building Android software in university. Hell, I do not even major in computer science. It will be a perfect chance for me to demonstrate my progress of learning since I joined this company. I value this opportunity. However, tonight’s “experience session” became an excecution ground. By excecution, I do mean it. The game provided for experience was not responsive for nearly 2 minutes, added that it happened twice. After this horrible “experience”, I do not know if it could be called an experience after the two “blackouts”, the manager said to the people present, that if the “blackout” cannot be handled, this whole gaming feature will not enter the mass production stage. By “handled”, he meant “a permanent solution”, which we do not have. Having faced all those many problems and flaws during the past one and a half year, no flaw ever is as serious as this one, because it is death related. The manager’s requirement is just like a switch connected to this electric chair we, the whole project participants, are all sitting on. If we cannot give this solution by the end of tomorrow, the switch will be turned on, and our efforts would be in vain.

Obviously no one wants that. But what triggers my eager to write this article down is what the product manager has been talking to me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Responsibility would be the keyword. Speaking of responsibility, what happened tonight after the “experience session” would explain pretty well on how different people think of responsibility. Quality control, in my view, does no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responsibility, not that they do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that should be theirs, but knowing the fact that they do not nee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trying to expose more problems before this car goes into mass production. They can proudly say that they expose enough problems so that these flaws won’t be seen by customers. And us, let’s say, who are in charge of this product, should be ashamed, because those problems were not solved before going into mass productions, which would be the actual result that this feature cannot be loaded to this car. The product manager said to me, that he really wants to finish this product, because he took this posi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whole process, meaning he did not propose the initial definition of the product, nor designed the system’s framework. He could use it as an opportunity to show others that he, originally a software product manager, can also deal with this complex software-hardware-mixed car system. But after those calls made by Product Qual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claiming that he was not doing hard enough to solve the remaining problems, and not approving of what he had done so far to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he was about to experience a breakdown, at least I think so. No one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him, besides the software engineers, which would be me and another colleague sitting right next to me, who has also been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for more than 3 years now.

Now, what we can do is waiting for the result, since the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the IVI system has arranged a meeting, at the very car the manager experienced tonight, to see if the system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blackouts”. They will send their specialists, while we can send no one, because there are none. Worst scenerios, we, the software engineers, along with hardware engineers and the product manager himself take the fall, excecuted on that electric chair.

阳康后的两点变化

众不所周知的是，我没有挺进8强，最终成为办公室倒数第一批，或者是倒数第二批🐏了的人。现在我已经症状缓解（不是消失）了快2个星期了，除了常见的咳嗽以外（现在稍微有点咳嗽，但是没之前那么厉害了），还有两点显而易见的变化：

空虚

这种空虚吧，不是什么性上的空虚，而是生活的空虚，或者说思想的空虚。这种空虚的具体表现就是：我的生活缺了些什么，而我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补上这个缺口。

我回想起上一次的这种感觉是高三时深一模前夕，我突然觉得我的学习时间太少了，我应该多利用下午放学至晚上自习前这段时间，做题复习。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印象里也没什么事情触动了我，大概是一时兴起。

为什么时隔这么久都没出现呢？我想大学期间可能学业并不是那么得不紧张（尽管我学得也并不是那么得好），但是我确实没什么空去做其他事情。我不是那种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去做事情的人，我不会利用某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去跑跑步，健健身。我宁愿呆在宿舍什么也不做。而毕业以后，工作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耗费了我大部分的精力。大部分天数里，我的状态就是：上班（可能有些小困）-下班（困）。因此回到宿舍我也没有动力去做其他的事情，甚至是游戏。但是奇怪的是，即使阳康后，我的精力经历了短暂的，大约3天的不如从前的状态，且现在已经恢复了，且我下班后也并不感觉经历旺盛，我仍然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抛开工作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遇见了一个新“朋友”和一位朋友，之所以用双引号是因为我并不能确定另一边对这种关系的界定是否与我一致。“朋友”在工作之余仍然有对各种活动的兴趣，对新事物的探索实践，对自己爱好的坚持；朋友在工作之余也仍能坚持自己的爱好，且在对人生的规划中明确地给爱好留了相当富余的位置。我觉得潜意识里她们影响到了我，因为“朋友”和朋友都会时不时地，不论是在私聊或是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一切。从前我认为的，工作占据精力从而没有“爱好”的资格这一想法，被我屈指可数的样本，证伪了。即使科学地说，样本数量过少是没有代表性的。可惜的是，我没有这么多样本（朋友）。希望读到这里的二位不要产生我非常“冷血”的感觉（“客观”是个不错的代替词）。

那么，被身边人影响后，我实际上做出什么变化了吗？没有。要是有，我可能不会感到那么空虚了（也不一定，要是瞎找找了个自己不喜欢的，给自己上了压力就不好了）。我现在的初步想法仍然是学术（学习？），当然不是科研了，咱也确实没那个能力，可能需要走出我的舒适区，多阅读吧。阅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不然语文及英语的阅读理解题我就不会错这么多了。那么，该读什么呢？我的想法是，重读一下英语的名著吧——就从躺在我书架上的指环王开始读起吧。我觉得过年放假是个好机会。

焦虑

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旧疾复发”了。这个焦虑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焦虑，而是特定情况下的焦虑——对方不回复。

我的印象里，我应该在之前的某篇文章中“剖析”过我这种焦虑出现的原因，以及自我开解。显然地，我在认识学姐以后，渐渐地接受了“不回消息地球不会爆炸”的想法，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请允许我这么定义），我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其实根本还是在于，孤独感吧。发出一条信息，对于我来说，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回应，希望建立起一次交流，不论这次交流的长度是一句两句，抑或是一两个小时文字交锋，都是可以的。我在工作时不会有孤独感，因为我的精力有地方投入，且我的企业微信基本上也可以充当交流的提供者，工作微信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这毕竟是工作上的，交流不能全是工作，对吧？

但是一旦交流变得私人了，对我来说性质就不一样了。对待每一次交流，说得直接一些，就是一次索取。一篇文章、一个视频的分享，就是我在问“你读了这个/看了这个，什么想法？”；一次查岗式的问候，就是我在表达对另一方的关心（但我基本不这么做），尽管我非常不喜欢查岗（我妈就喜欢查岗，“帅哥，干嘛呢？”）；一段我经历的分享，就是我在问“如何评价我这事？”。这种行为是自私无疑的，因为这是以我为主的，不考虑对方情境，却又要求对方回应的一种行为。但是缺少了“始作俑者”，就不会有后续的交流。我个人对这种行为是非常纠结的，因为这一次的开始交流，可能既让自己不舒服，也打扰到了对方。

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线上交流，我更愿意面对面交流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表情，肢体语言这些因素，即面对面交流可以使用更多的表达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但是事实是，大部分朋友都远在天边——由于我在深圳-惠州交界的地方住，离深圳除了郊区以外的地方都不近，我不能拥有常常面对面交流的条件，况且部分朋友还是女性。其实这又会拉出来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男女关系（男女之间能有纯纯的友情吗blablabla），这我不是很想谈论，因为了解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对男女关系仍有边界问题，即我不能准确地建立一套针对当前关系的价值观，即我可能并不能明确当前关系是朋友关系，或者是其他更亲密的关系。因此我在与异性的对话中常常会声明一点：如果觉得我说话很怪，请提出来。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这个问题影响到正常交流，我也明白对于某些人来说，朋友是很珍贵的，是不能够发展成为更加亲密的关系的。对ta们来说，希望藉由朋友关系来发展恋爱关系的行为是令人作呕的。所以我一直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以尽量规避误会。

我的分析是，上述复杂问题的综合引起了我的焦虑。这种焦虑对我来说是需要克服的，且需要缓慢的克服，不过我想也有更迅速的方式，就是别跟异性聊天了，这样就不会引发边界问题。事实上，男性朋友回不回消息，我是不太在意的，这点是确定的。但是我觉得逃避异性交流的行为是不正确的，是幼稚的。不过成熟的方式正需要我解决边界问题，但并没有谁能够帮助我——大概除了心理医生。

我的人生规划

我翻看了一下我的文章记录，上一次已经是今年的1月份，快一年了。这一年来这个网站的费用我还一直在续着，DNS也在续着，域名也在续着。一切的行为都在表明着我其实还想继续写些东西，也不为别人看，就是给自己留个念想吧。

其实今天不是传统意义上我有感而发的一天，昨天才是。但是昨天我实在有思绪没力气写，因为上了一天班有点累。我为何有感而发呢，其实是这一个星期，或几个星期以来与一位朋友聊天的经历，和我工作这一年半以来（严格来说是一年，因为9月份我才完成了培训）的经历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共振，让我又想起了我一直都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的人生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

朋友说她感受到很无力，工作上，或者是生活上。她觉得自己对生活，对工作没有掌控力。我不知道这种感受是什么。我对生活的态度已经有了转变，严格上来说，确实是从COVID 19开始的。10年前你如果问我，我对生活的畅想是什么，我可能毫不犹豫地说，是赚钱，是买房，是过幸福的生活。我一定程度上还是羡慕那时候的我的，虽然对目标没有什么概念，虽然目标听起来是“肤浅”的，但是至少是有目标的。你现在如果问我，我对生活有什么规划，都不能说畅想了，我会告诉你：

我没有规划。

当然你可以指着我不屑地说：又一个摆烂的，我不会站起来猛烈争辩说道，我不是摆烂，毕竟每个人对生活的规划是不同的。有的人出身贫寒，“穷怕了”，做什么也不愿意再回到穷苦的生活，无论是走什么道路；有的人出身贫寒，不愿意相信自己能走出一条不贫穷的道路，一直就甘愿贫穷下去。我肯定不能说我出身贫寒，大概没有人会相信深圳人会是“穷”的，况且我还是深二代。我早已经没有争辩的动力了：Stereotype? So be it. 我为什么“摆烂”？因为现在的环境让我觉得规划是奢侈的，白费力气的。正如我上一篇，或上几篇文章所说（我不记得我写啥了，之前都是有感而发，不是针对某件具体事情的），我已经在一个与我大学专业所涉及领域不同的领域就业，做一份我导师一直不屑的工作：“程序员，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你努力就能干，深职院的就行。”

我本人没有看不起深职院，如有冒犯请原谅。导师的意思是，既然来大学学了比较高级的知识，就应该做一些匹配的工作，做程序员是“大材小用”。但是，2022年秋招的情况，如果读者不知晓，那么请允许我简述一下：能有“用”，不管大才小才了，就已经是不错的了。比亚迪在2022年的秋招应该送出了几万份offer，为广大毕业生“兜底”。我看到的简历中，不乏有清华北大的高材生，我相信，投比亚迪，可能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毕竟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作为一家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它提供的薪资待遇远没有互联网公司这么高。但是互联网大肆扩张的时代过去了，大家都在过紧日子，“大厂”裁员比招聘热情来的更高，留下的是“毕业生”，和毕业生。

说回到“大材小用”，我对程序员这个职业，在我入职前是没有概念的。我只可能在网络上听过：加班很严重，头发掉得快，35岁就会被优化。我当然希望我不要只干了几年就头发掉光——我本身头发就不多，我也不希望没过多久就毕业，因为社招和校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翻译：把产品经理的想法和交互设计师的想法翻译成产品，再用UI设计师的输出润色，最终呈现一个APP。我是否“大材小用”了呢？这取决于我是不是“大材”，也取决于我的工作是不是“小”。

我早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多牛逼的人了，毕竟大学期间，同班同学都是一顶一的牛孩，人牛，家长也牛。家长早早就给孩子规划好了，去哪里读书，申请什么学校，回来什么工作。我不行，我家里也安排不了，规划不了这么多。我能做的就是别挂科，顺利毕业，找着工作就算赢了。事实上，我如果按照家里人的想法去“干金融”，当公务员，甚至当老师，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公务员给上一代人太多美好的东西了。现在的公务员已经跟当年的不一样了——至少新冠疫情下，不少公务员都少发、迟发工资了。

我想提一下我的工作，以证明我有用，而不是有大用，也不是有小用。本质上，工作是为了创造价值，只不过在许多人眼里，只是“为资本家赚钱”。是的，我无法反驳，我的工作就是让公司赚更多的钱，至于公司是不是能看得见，看得见了有没有对应的奖励机制，那都不是我能够掌握的。但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真的希望继续工作。这时候有的人可能又要跳出来指着我说：“看！资本家的狗！”同样地，我不会否认，因为我确实在加班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不满意，就好像我心甘情愿地被剥削一样——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抗争精神。但又有多少人听过我对工作的想法呢？

工作对我来说，我可能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做点什么”。当然，我能够理解，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做出来东西没有成就感，就不想工作——但是我是相反的，我恰恰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不是每时每刻都喜欢（譬如临时紧急任务加班，着实令人紧张窒息），喜欢的是它给我带来的，别的事情难以给我带来的，一种期望。换种方式说，就是工作能让我看到一个可能的未来——A项目量产后，xx车型会率先搭载，会有xx量级的用户用到，给用户带来某些体验，或者改观某些体验。这与对生活的畅想不同，生活的畅想太远了，变化的太快了，但是工作，或许项目会有提前或延后，也或许会被中途取消，但是不同于科研或者基础学科研究，我的工作不需要长至数十年的跨度才能看见结果，我能“掌控”。

回到朋友与我的谈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对生活没有掌控，但是我没有无力感，因为我觉得这才是常态。或许抖音上、哔哩哔哩上充斥着各种视频、文章鸡汤式地灌输着“掌控人生”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我不为所动。我不掌控生活，不代表我任人宰割，随波逐流。我作为程序员也能提出我对产品的看法，对交互的看法，对UI的看法，我仅仅是一个执行者；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买奢侈品，吃奢侈餐厅（尽管不是可持续性的）；我作为一个深二代也可以家里没有楼，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在夜里写下这篇文章……

你问我：你就是个普通的程序员，你何时才能买房？你怎么付得起结婚的彩礼？你怎么去承担子女家庭的开支？

我回答：我就是个普通的程序员，买房不是我的人生目标，参与一款产品，不断改进迭代并受到用户认可才是我的目标；我不是傻子，如果另一半根本不清楚我的状况开出“高额彩礼”，我认为这段感情根本不会有开始；什么？已经考虑子女的事情了么，这恐怕太远了，不如先着手准备一下领导体验产品的事情吧，起码这个还是我能够掌控的。

哦，对了，如果你觉得我的逻辑混乱，欢迎私信——当然，仅限知道我联系方式的人，或许我能在更长的对话中阐释我的看法。

“被关注恐惧症”

自从上星期买了把普通的静电容键盘以后，再回宿舍用回这把红轴也太不习惯了，这弹簧该死的压力，对比起来真的是静电容35g的按压力用起来太轻松了……好的回到正题。自从上次我写一些东西最少也过去了半年了，而且说实在的，上次写东西纯是因为被我妈烦到不能自已，被迫有感而发，不过这次不一样，这次是真的有感而发。从哪里来的感觉呢？其实，严格来说，这种感觉一直都在，但是每当我想坐下来讲这些感想整理出来，写下来成为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一坐下就困了，或者没了动力。其实刚才也是这样，坐下就困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把这半年以来的想法总结一下了。

这几天是B站百大UP主公布名单的日子。还是允许我给不玩B站的朋友们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玩意：就是B站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个荣誉。得了“百大”大概说明ta是一个顶流的内容创作者，大概。为什么要说大概呢？因为这两年，“翻车”的百大UP主还不少，譬如装穷拍视频的，疑似跟国外NGO有着交易歪屁股的……这些其实我也没有太在意，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干了什么我真的不太关心，但是今年第一个翻车的“百大”是一位未成年人，而翻车的原因是因为她的妈妈是个“老赖”。我是一个喜欢换位思考的人，我在想一个高中生在面对全网几百万粉丝的关注的同时，还要面对时刻会被“人肉”的风险，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做好准备。我关注她还是因为偶然在首页刷到了她，觉得她唱歌挺好听的。就这么单纯的原因。我没有想到她能成为“百大”，更没想到，第一个翻车的会是她。这又不禁让我想到我对“被关注”的恐惧。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对“被关注”感到恐惧，至少我从我的童年相册里看到的我，是一个非常爱在相机前摆pose的男孩。从初中开始，我的拍照动作渐渐收敛，也没有那么愿意拍照了。每次爸妈拉着我拍合照我基本都是拒绝的。不妨让我将这种恐惧命名为“被关注恐惧症”，亦允许我将高中“设”为患上“恐惧症”的时间。我其实对高中的记忆还算是清晰的，我认为我这种“恐惧”的病因是初中我与同班某位女生走得过近，而后面却离得越来越远。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那时还挺享受这种，被全班关注的感觉，这种称为焦点的感觉。但是自从我和她“离远了”以后，我对所有女生都开始刻意保持距离，我不清楚这是否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overcompensation。其实我的内心想法是，我很愧疚，我觉得我的做法是幼稚的，或许伤害了她。这也是我直到现在对异性仍然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

跑题了。这种overcompensation逐渐延伸到了我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不再喜欢成为焦点，不过也不是完全的。我还是参加过几场演讲比赛，也参加过几次校园的唱歌比赛，只不过是止步64强了。不过至少跟小时候比，我更内敛了。认识我的朋友可能会对此很有意见，因为我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一点也不内敛。不能说内敛吧，只能说是话痨+外向。但这仅仅是我对朋友的样子。其实在生活中，对着我不认识的同学、同事，我宁愿是一个隐形人，不要与他们有什么交集。其实过了这么久，我也意识到了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也在主动push自己多跟人交流，其中不乏与一些“朋友推荐”的女性朋友进行交流。不过交流的结果并不是很好，基本属于是聊死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根本没朝着谈恋爱的方向发展，也没朝着交朋友的方向发展。The truth is,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管是面对面，还是online，我认为找共同话题都是异常尴尬的。我从高中到现在认识了多少个异性呢？3个，而更不好的是，其中的1/3在几个月前画上了句号。回想起我如何认识她们，并逐渐认为她们是“朋友”的过程，我觉得挺好笑的。一个是问我题目咋做的，另一个是模联，还有一个是最神奇的，是我主动敞开心扉的。我好怀念我的高中时光，那是一段我可以与同学在空间与时间上都产生交集的时光，我可以有这么多的选择，选择不同的人去认识。但可惜那已经是过去式了。请原谅我的跑题，因为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妈妈对我“谈恋爱”进行指导，最重要的一点是：别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我的回复是：在我有树可以选择吊的时候，我被告知不准选，而当没树选的时候，却让我去吊了。我对我自己的判断是，高中这种环境是最有可能促成我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的环境了。到了大学，上课变成了走班制，我甚至叫不出我所有同班同学的名字。而我现在还能记得大部分高中同学，同班或不同班的。所以大学我基本还是跟我的高中同学玩，只不过这些高中同学都来了同一所大学。本质上我的大学朋友圈就是我的高中朋友圈，略有增减。

Back to 恐惧症。这种恐惧症不仅影响了我的朋友圈，也影响了我的职业规划。妈妈一直对我的职业选择颇有微词，时不时再上升到大学的选择。她觉得我值得更好的职业，我应该拿40W的年薪，我应该坐在写字楼里，我应该朝着百万年薪大跨步迈进，我应该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但事实是，我选择了制造业，我拿着制造业的平均年薪，我坐在厂房里上班，我几年之内估计是不会调薪了，我的未来一点也不明朗。

我为什么选择本科就业而不是选择考研再读三年书？我为什么选择了制造业而不是互联网？我为什么淡然接受这微薄的薪水？我为什么对未来没有规划？

我本科就业的原因非常简单，我想赚钱。但这不是一个好的回答，按理来说，研究生的起薪更高，理性来说，整个硕士学位才能“赚钱”。但这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的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在我的同学眼里，我就是个搞笑男，很有意思，很浮夸；工作了以后，我同事眼里，我不仅仅是个应届生，还是“深圳人”。

“深圳人”这个身份，跟什么“义工”、“志愿者”、“读书月”可挂不上钩，大家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几套房？还是几栋楼？但我只能抱歉地回答：不好意思，一套房，而且也不是我的，是爸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深圳人家里都有几套房，或者几栋待拆迁的楼，能够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应该不是这样的吧？虽然我身边的人，家里有几套房，有个几千万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指的是戴着“深圳人光环”以及身边有“潜在富翁”，我说没有压力是假的，开摆是不现实的，起码我要为我的生活努力。我不想再读研究生，因为我在2021年的招聘中已经了解到了研究生的竞争力在下降：人人都是研究生。所以，三年以后，我去找工作，大概跟我本科没有区别，只不过同去应聘的变成了硕士罢了。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是：你愿意有概率的高回报，还是稳稳的低回报？就好似银行的风险测试问卷，你愿意25%的几率赚1000块，还是100%的几率赚250块呢？我是个务实的人，我更倾向于抓住自己能够抓住的，即使他的收益不高。当然，这是建立在我现在啥也没有的情况，或许哪一天我会改变想法。

我选择了制造业不是因为我看好他，或者是我满足于这份工资，而是2021没有给我选择。即使我在华为实习了，我也没拿到offer。我有一万个理由去安慰自己，制裁、疫情……但事情已经发生，我没必要太纠结。对于一个普通的通信工程毕业生来说，没什么公司可以选，再加上2020年疫情的影响，我找工作更艰难了。其实我现在这份工作，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不接受，那就只有考研或者考公了。所以我接受了offer，进了厂，开始打工。这份工作几乎契合了我的性格：这是一份平淡的工作，没什么需要我跟客户打交道的地方（这样我就不太担心社恐的问题），要做的就是跟产品沟通好需求，再通过代码实现就行。我的想法很简单，干就完了。我就当自己是白纸（其实就是一张白纸，不用假设），在3年时间里好好学，学到就是赚到。这个阶段，想象自己能够成为大神、成为高管不是“敢想”，是妄想。妈妈总是让我“敢想”，才能有大突破，但是我的想法是，“敢想”也需要资本。或许5年后，当我有了一些经验，我会想些更高的目标，但是我不知道我之后会学到多少东西，会不会跳槽，会不会停滞不前……

这就是我为什么讨厌规划我的人生。我在2017年对我2021年有过规划。那份规划和厂房、制造业、代码可一点都不着边。我可觉得通信是朝阳行业，我的前景属于通信算法，属于5G。Look where I am now. 要学会坦然接受，我就得把规划从我的生活中拿掉。我在这半年的工作中感受到的坦然比我在10年里感受到的都多，我觉得这份坦然不会让我停滞不前，而是让我能清晰地认识到我的差距。

写到这我的思绪断了，明天还得上班，所以，先这样吧。虽然我是从“被关注恐惧症”开始讲的，但是似乎我并没有太多地说这个问题，最后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工作。下次吧，只是不知道是啥时候了……希望有一天我能勇敢面对我的过去。

Maybe Nothing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使用翻译软件看中文。

I always tell others, that English really makes a huge impact on my way of thinking, or expressing.

I do not recall when I write my last article, and for how long have I not felt the passion to write something. But right now, here in my dorm, at 4 a.m., I finally decide to write something, in English.

This is my fourth year studying in SUSTech. As a senior, I do not have burden of courses, and should have plenty of time planning my future. However, I could not. The year 2020 seems to have interrupted my life. In 2020, we seemed to have only done one thing: to live. I recall that I had all my classes on-line, with “Pass or fail” gradings, and grew weight. I mean, lots of weight. In June, I managed to get an internship of Huawei, the world-leading company in telecommunication. I was so thrilled, since I knew how important it is to have an internship, if you want to have an offer in the upcoming autumn.

It was a pleasant experience, the internship. The colleagues in my team were so kind, and gave me so much guidance. I did not learn much due to the 2-month-limitation of my summer holiday, but I was told one thing before I left, by one of the elder colleagues: The time you spend in a company worth much more than that in school. I still believe that. I was so confident about the high possibility that I could get the job in autumn, but I have not heard from Huawei, ever since. My guess is that, in early September, Mr. Donald Trump, president of the USA, strengthened the sanctions on Huawei, disabling it from obtaining more chips, even from MTK. There were no other options. I understood that the company was suffering from great harm, and me, an averaged intern (maybe below average),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would not have been a great choice to keep the company running. They need elites, at least those with master’s degrees, but not me. But I did not give up waiting until this spring, because I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still hope.

But nothing happened. I mean, literally nothing. For the whole autumn, in which there should be a lot of companies coming, in need of graduates, there seemed to have none connected to my major: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There were companies, true, but mostly about finance, or IT. Not only I felt being dumped, many of my friends majoring in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felt the same. Traditional companies like ZTE, Huawei, disappeared. Only Hytera came and gave some offers, which I, unfortunately, did not participate, due to the Non-compete Agreement I signed with Huawei during internship, with the consensus that I would join the company after graduation. It left my hands tied. The confidence of having the chance to join Huawei with internship, becomes desperation.

It did not just stop.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December, 2020, somehow became a possible cure for my desperation, in my mom’s opinion. Sh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rising standard of employment, where only with degrees higher than master’s would have the chance to get a job, which is partly true, since Shenzhen Middle School just employed graduate students as teachers, with doctor’s degrees. One with bachelor’s degree would not even be qualified to apply fo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t started to strike me, that whether or not I could even get employed as I anticipated when I chose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as my major.

I still believed in the saying from my colleague in Huawei, that finding a job is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n the company, I learned almost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I once thought that what I learned in the university will have great use in my future work, truly. And it was then proved very wrong. But it seemed to be only me. My mom insisted that getting a master’s degree was the best choice, and she could argue that with me for months. I thought the only way I can prove her wrong, not 100%, maybe 60% wrong, was to find a job, a decent job, with little worry of working overtime, and get paid well. But it was impossible, as an engineer in communication, with bachelor’s degree and no work experience.

I will spend another 3 years to obtain the master’s degree. In my understanding, 3 year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have at least one promotion in the company, which will give me a step upwards, or forwards. A master’s degree will not bring one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company, during the period. I would never choose to spend that time. I will also not choose to do that overseas, because I think it not worth the money. I needed to keep going, to find a job.

The spring in 2021 would be my last chance to attend a campus fair, and I grabbed it. BYD offered me a job as a software engineer, another name for coding peasant. Choosing this job, I may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do work related to 5G, even LTE. I might shift my life path. But I chose to accept that, nor because I like this job, or because it pays well, but because it is a start. I went to so many interviews, and all of the interviewers will ask me one question: What is your plan for the future? My answer will always be “have a start, learn things, and climb up”. I believe, whatever industry I am in, the start always matters. In a company, a start might not determine the whole path. But, only with a start, there could be possibilities. Like the nuclear fission, a start is the neutron, and it will create more neutrons, more possibilities.

But it never stops my mom from asking for a better job. My roommate, who majors in computer science, gets an offer from Byte Dance, in which he will get 400k per year, without taxes included. I only get merely one third of that. I would never know what I will be doing, how intense the work would be, and how fast I can blend in, until I start to work. I will never know his 400k-salary would cost him what, until he starts to work. I really do not think it reasonable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these jobs.

Please, please let me get this job started.

It has been one and a half hour since I wrote the first word of this article. I should get to sleep. Other than the jobs, I have my graduate paper untouched, and a course unfinished. A new day has started for almost six hours, and I look forward to it.

Please, please leave me alone.

方方到底干什么了？

这些天，《方方日记》引起了大家的很多讨论。我暂且先认为很多人跟我一样，在听说《方方日记》之前，根本不认识方方。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我还以为是个孩子写的日记。但这几天，我先后经历了：

方方日记外文版率先出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出版事件发表评论→方方回击胡锡进→胡锡进再次回击

至于究竟是如何回击的，有兴趣的，可以去微博搜索胡锡进以及方方的个人微博一探究竟。我在此不再赘述事件经过。但是我对双方如何回击并不感兴趣。语言有多精妙，论点如何清晰并不是我能够解析，能够体会的。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身后的种种现象。

对方方的评价中，多次出现“卖国贼”

对于方方日记在国外率先被翻译，且出版，是否能算是卖国行为？我个人看来，这取决于多个方面。一是，方方是否在写这本日记之初，又或是某个时间点决定了，这本书需要出版。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消息指出，方方是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出版”了，也没有本人的明确言论说，这本日记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武汉有多糟糕”。确实，我们能在方方的日记里看到许多点：对某些领导的批评、对糟糕状况的描述，以及一些从朋友听来的消息。这些日记，不仅我们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的墙只是单向的）。对于同一篇文章，放在不同的背景之下看，其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在单单地讨论意识形态的不同，当然这点大家可能比较感同身受（西方舆论的炮轰），还有时间轴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运用一下我为数不多的，有关“相对”的理解，我认为，现在去看方方日记，和看“最新”的方方日记（譬如更新一篇看一篇），是不太一样的。运用“代入法”，我将自己带回那个疫情爆发的时间。

我记得2月中旬，我所在的城市，深圳，大约是300名患者（相比于武汉，这当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我的家人、亲戚朋友的紧张程度，已经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不仅仅是每天需要查看人数是否增长，还要看一整天的“战疫情”特别栏目（央视新闻频道）。连电视剧都不看，并且不断购买口罩。我记得有两个星期，口罩隔两天就会进来一批。现在我家已经囤了非常多的口罩了，即使我们可能在过期之前都用不完。我觉得我们的反应已经很“激烈”了。那湖北呢？武汉呢？我可能如何都不能体会武汉人民面对封城，面对挤满人的医院，面对无法购买口罩，面对每天都更新的确诊、疑似人数，是怎样的心情。让疫区中心的人去看这个日记，他们或许能够放松点，因为方方日记把武汉的糟糕告诉了所有读者，至少，武汉以外的人可能可以“分担”这种焦虑。让我去看这个日记，当然，不是疫情高峰期（我才认识这本书不到一周）。我不能负责任地说，我会理性地看待这本日记，看看哪里是用了确凿的证据，哪里只是“听朋友说”。设想一下，我看到“护士去世”的消息时，我到底是会去查查她到底去世了没有，还是为她惋惜，为她祝福？当我看到，武汉人民在疫情初期的“惨状”，我是会去反驳说“其实各地都在支援你们啊”，还是希望武汉快点好起来呢？时间现阶段不能倒流，至少现在物理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没法回到两个月前，阅读日记，并写下真实感想。但是我能说的，我确定真实的，是我在疫情初期看到的各个医院“求援物资”时，我说不出的压抑，以及无法贡献一份力的无奈，焦急。我连自己都买不到口罩，又怎么能帮助他人呢？我还能确定的是，当我看到海外华人华侨拼命往中国运送物资时，我的欣喜，以及对抗疫早日胜利信心的增加。

你可能注意到了，我好像根本没提到“卖国贼”问题，因为我上边还只是交代背景而已。不要担心，马上就要“切入正题”。

在讨论“卖国贼”问题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由胡锡进的，对《方方日记》出版的首篇评论中说的一个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个观点与我上面写的一堆文字有着联系：

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我不知道方方本人是否对自己日记的某些部分有新的回顾和感受。在大多数中国人对抗疫的认识在最近一个多月里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方方不应该是置身于这种变化之外的少数人之一。

——胡锡进

这段话中提到了，至少我捕捉到的是，日记描写的内容，大多是武汉抗疫不力，但是现在欧美抗疫更加糟糕，因此，中国民众在看日记的时候，就会多了一个参考——欧美。有了这个参考，中国的抗疫就不那么糟糕了。这样一来，日记的内容就应该是“抗疫不错”。胡锡进的意思有可能是，我说的是有可能：日记这个时候上架，如果是方方做的，那么她就是有意地让外国人继续认识到中国抗疫是有问题的，而非我们一直宣传的“抗疫不错”。

乍一看，好像没问题。明明我们疫情都已经进入“外防输入”阶段，为什么还要让欧美去读我们初期的问题呢？我们不应该让他们读一读，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吗？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否决定，读者是怎么理解这些内容的呢？还是那个相对的问题，你现在去读日记，可能你会觉得，为何方方只写这些惨消息，好消息不怎么写？批评多表扬少？这是不是在刻意站在对立面？2月份的武汉人民，他们又会在当时怎么想这个日记呢？他们是否会感激方方，因为方方让大家看到了一些领导的的确确有问题。另一个例子，大家当时十分关注的“领导取口罩”事件，我已经忘记车牌号了，同时期的一些冲在抗疫前线的医生的事迹，有谁去关注呢？面对这类事件，大家为何选择了“领导”，并不选择“医生”？大家不是不喜欢感人事迹，只是大家对国家强大，民族复兴有着“强烈渴望”，不希望看到人民的公仆在这个时刻，以威权的方式，劫走了普通人的口罩。换句话说，大家特别“爱国”。至少这是一个方面。这错了吗？这没有错。

同样地，我们无法决定西方将会怎样理解，更具体地，怎样，在中国抗疫中后期，欧美抗疫前中期，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读一个中国抗疫前中期的，对当时情况描述的日记。西方的价值观大概率会给整个日记定下一个基调：这是真话，为数不多的真话。为什么呢？我估计是因为其中对政府的批评，还有对惨烈情况的描写。西方希望使用这本书，告诉西方读者，中国并不应该因为只有8万多病例而被定义为成功的抗疫，他们前期同样糟糕。从糟糕中，西方可以加入惯用词，譬如威权，譬如监视等等。或许他们都不用多说，因为主流西方媒体在每天的报道中都会加入这些词语。西方的民众可以说已经带着条件去读这本日记了。说句可能夸张的话，或许某些西方民众感受到的是惋惜，因为中国人民在疫情期间，不仅生活在威权下，处处受到监视，还有“封城”的限制。我们没有必要因此去对线，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封城是为了控制疫情，没有威权……”，在我看来这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西方还有“洗脑”理论，也用了许多年了。我们大概率只是被洗脑的，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罢了。我的猜测，方方如果写的表扬与批评，即使是46开，或许也不会被这么快出版了，因为这可能不太有助于既有观念的加深：诶！中国这不做的挺好的吗？

方方写的有问题吗？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她写的比较主观，而是她用了些没有证实的消息。日记写的充分客观，那还是日记吗？那读起来可能是冷冰冰的文章而已。在文章中惋惜，愤怒，无奈，遗憾，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举动。如果有这么一篇日记，非常消极，每天都写病例增加，自己很悲观，领导无所作为，丝毫不提各地对武汉的援助，请问他是否在思想上出现了偏差？没有，日记体现的是一个绝望的人，但不是整个城市的人。方方认为领导行为不当，当然没有问题。这年头质疑领导的还少吗？我那段时间每天看微博，很多都是讲医院不收病人的事情，然后说医生收的是领导的子女等各种的不满、抱怨。方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湖北作家协会前主席。她的日记，如果公开放到了网上，大家都能够解读日记。它可以是“无数谎言中的真话”，因为你在之前没看到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讲的是领导作为的问题。你会欣赏她。它也可以是“无数谎言中的一个谎言”，因为你就是她口中的那个“死去”的护士的亲人。你可能认为她使用了这名护士作为一个煽情工具。她就是个骗子。如我所说，我们无法决定一个读者是怎样解读这个日记的：把它当做日记，还是当做“报道”。

《方方日记》可能成为一个炮弹，但是方方没有提供这个炮弹，至少她提供的，只是炮弹的一小部分——可能是一块铁。西方将铁加工成了炮弹，他们说，铁为什么不能加工成炮弹呢？我们质疑方方是“卖国贼”，就如同问：为什么你要给一块铁给西方？

为什么不能呢？铁可以加工成很多东西，但是西方愿意加工成炮弹，打向中国。我们的指责就如同那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其实我们的言论，许许多多都可以是这块铁。只要你承认中国某些官员是有问题的，那么西方就可以说：腐败、权力……即使你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紧密的联系，但是在西方长期的宣传下，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么一来，就变成了，你只要说中国不好，你就是卖国贼了。所以，说方方是“卖国贼”，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对的地方。这大概率是在某些自媒体的煽动下，出现的不良情绪。

 

这颗炮弹把中国怎么的了？

应该这么理解：这炮弹吃你家大米了？这么大意见？

其实我一直认为，就像我上面说的，有没有这颗炮弹，西方总能给你找一颗出来。虽然我刚刚批评了一番胡锡进，但是它有一个观点我还是认可的：现代媒体是西方传过来的，我们必须要将其中国特色化，才能用好。但是问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特色，自己人不买账，西方也不买账。

自己人不买账，在这次疫情里，体现的也比较多。

继续阅读方方到底干什么了？

抱歉，以这种方式认识武汉

1个月前，我的某个微信群里传出消息，武汉某海鲜市场出了事，有人感染了未知病毒。我当时还感觉，这只不过是一次小事件，与我没啥关系。1个月后，在农历大年三十，除夕夜，坐在沙发上，与家人们看着央视春晚，时不时刷下微博。微博的热搜基本是新型肺炎，还有各式各样的，求助，或者是前线报道。我个人并不知道有多少消息是真的，有多少又是编造的，为了获取流量的谎言，但是我愿意主观相信，这些求助信息都是真实的，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物资短缺造成防护不到位也是真的；我也愿意主观相信，那些“医院尸体无人运走”的视频都只是剪辑过的，那些四处求医而无法确诊的病患都不是真的。但是我不在场，我不是当事人，我说了不算。在如此严峻的疫情面前，大自然或许才能说了算。

我能做些什么呢？为湖北疫区我真的做不了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口罩戴好，把卫生防护做好，不成为传染源。我不是什么资深媒体人，也不是什么前方记者，我没有线人告诉我究竟医院里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依然相信政府，在经历了SARS的惨痛教训后，不会瞒报疫情，不会像充满了热切希望感染数字变多，希望全体政府下课的“专家”们说的那样，不作为，迟作为。是的，我们很显然看到，湖北没有第一时间启动一级预案，多多少少对疫情的控制有负面影响，但是面对如此紧张的疫情，我们究竟是想要不停地提“湖北政府官员看晚会”的事情，希望引起上级注意，来达到“换人”的效果，还是着手处理眼前这个“烂摊子”呢？我们究竟需要的是疾呼“救救医护人员吧”，还是向疫区捐赠物资，协调运输？我们究竟是要质疑“武汉小汤山”的床位数量不足，还是要尽力帮助其建成？在抉择面前，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担心的，自己希望解决的问题，还需要看到大环境下的问题。

有人问，为什么不早点封城？我个人看来，控制疫情，不单单是一个卫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封城不是关上城门这么简单，它需要的是许多人的响应配合。假设在疑似病例出现就实施封城，有多少市民会买账？封城给整个经济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譬如各种物资的输送。所以，封城也需要在大多数人意识到“封城”是必要的，且明白“封城”不是断粮断物资，而是保证疫情可控的方法时，才能更有效采取的。事后诸葛亮的确很好当，但是我看来，这种风气只给本就紧张的舆论带来更大的冲击。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种事后诸葛亮的行为有可能反映出的是市民的焦急心情，而不是一个“扰乱舆论”的阴谋。当然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整个事情就可以无比黑暗，我就不在这里谈论了。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种焦急，请允许我“想象”疫区的情况：

很多人都在担心自己感染了病毒，希望到医院可以给自己一个答案，也安心些。但是去到各大医院发现，并没有充足的检测资源。排长队，等多天，自己依然不知道有没问题。悲观些说，未来是死是活都不能知道了。政府的一些行为又让民众失去信心，渐渐地愿意相信感染众多、床位严重不足、尸体无人运走的消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才是真相，这些才是自己不知道是否染上病毒时，宁愿相信的真相。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没有证据告诉他，湖北并没有一万人感染，也没有尸体运不走的情况，也没有“老母亲发烧多天，无法确诊，无医院收留”的悲惨故事。我也没有证据告诉其他的在各个社交平台质疑政府的人们，感染人数就是说的那么多，不存在“不更新”的情况。

仔细想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感染数增加”反而是一件好事，是何其令人叹息的事情啊！我并不是让大家自信的认为疫情不严重，而是做到专家所说的“不害怕，但是要重视”。流量让各种消息，或者是悲惨的人物故事被撰写出来，我无权要求你信或者不信，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做好防护，祝福疫区。